"我出生于台湾，由于不满祖国与台湾长时间隔离，为了响应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于本月八日上午从桃园机场起飞，九点二十八分降落在福州机场。"
1981年8月8日上午，一架美制F-5F战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按计划，这是一次普通的考核飞行，但驾驶员黄植诚早已在心底把航线划向了另一个方向。
他把无线电调到静默，压杆推头，战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贴着海面二十米的高度向西飞行。后座的学员许秋麟还蒙在鼓里，等飞过海峡中线，黄植诚才告诉他自己要去大陆。
许秋麟不愿同行，黄植诚没有勉强，在油料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绕飞东引岛让其跳伞逃生，之后重新找准航向。九点二十八分，他降落在福州机场。
这一年黄植诚29岁，是台湾空军最年轻的少校飞行考核官，累计飞过5种机型、2100多小时，前途不可谓不好。但他选择抛下这一切，驾着当时台湾最先进的战机回到大陆。这个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从失望到决裂、再到重新寻找身份认同的漫长过程。
黄植诚1952年出生在桃园的一个空军眷村，父亲是国民党空军中校，母亲曾被评为“模范母亲”，二哥和姐夫也都是军官。这样的家庭在台湾被称为“忠贞世家”，他也按这条轨道一路向上，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五年升少校，26岁就当了飞行考核官。但走得越近，他看得越清。
1970年代末的台湾空军内部，派系盘根错节，资源争夺赤裸而残酷。黄植诚发现有的地勤单位把劣质零件替换进战机检修线，导致飞安事故频频发生。
他写了举报信，调查组来转了一圈就走了，之后他反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一些高层将领逢迎巴结、吃相难看，让他对这套体制的反感层层叠加。
真正让他从失望走向警觉的，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大陆打响自卫反击战，台湾方面却有声音鼓吹“联越制共”，企图借越南牵制大陆。这种为反共不惜站到民族利益对立面的主张，让黄植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厌恶。
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他当场表态“越南就是该打”，会后被上级约谈，给了个“认知失调”的评语。从那时起他开始反思：自己效忠的究竟是一个政权，还是这个政权背后的整个国家？
他的家庭也在暗中埋着另一条根。父亲是广西横县人，母亲是四川成都人，小时候家里饭桌上飘着的是大陆各地的味道。父亲去世前留下遗愿：骨灰一半留在台湾，一半送回大陆。这句话黄植诚记了十几年。
1980年代初，他开始通过军中一些特殊渠道收听大陆广播。1979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提出的“叶九条”，里面关于和平统一、保留台湾社会制度的内容，和台当局宣传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中一次广播提到了广西横县的茉莉花，那一瞬间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着了——那里不是他生长的地方，但更像是他该去的地方。
他开始做准备。利用飞行考核官的权限调阅福建沿海机场的气象和坐标数据，从作战室抄录航线图，研究低空突防的条件。准备了三个月，他把行动日期定在8月8日，那天台湾海峡的气象窗口刚好能满足超低空贴海飞行的要求。
他带回来的那架F-5F，配AN/APG-159雷达和数字化火控系统，比大陆当时装备的歼-6领先一代。大陆航空工业部门随后对这架战机进行了全面技术分析，在火控计算机、雷达信号处理等方面取得关键进展，直接助推了歼-7改型和歼-8II的研制。
黄植诚起义后获65万元奖励，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台军内部紧急推出“油料限量”“人员连环担保”等管控措施。此后整个80年代，接连有李大维、林贤顺等台军飞行员驾机归来，黄植诚开出的这条路，成了后来者的航标。
转到航校后，他把自己飞过5种机型的经验全部投入教学，后来做到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1995年授少将军衔。
2010年，他第一次回到广西横县老家祭祖，捧了一把土，算是替父亲完成了另一半遗愿。他还坐进了国产歼-10的座舱，成为少有的既飞过美制战机、又飞过国产新型战机的飞行员。
2013年退役后，面对台湾媒体的刻意炒作，他说了句干净利落的话：“我的根在广西横县，我的事业在大陆，我的选择从没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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