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会晤后，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并明确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可见中美订下的，不只是“三年之约”这么简单。
将新定位拆解来看，首先“建设性”凸显基调，在中美关系长期受结构性矛盾牵引、现实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双方不会回避分歧，但会更多把目光放在可以合作领域，比如在通告中提到的“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这些都能为新关系定位提供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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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表述的要义，是用不间断的磋商合作成果去对冲分歧，避免两国关系被单一议题绑架，陷入不必要的对耗。
其次，“战略”强调的是大局与长周期。中美互动不仅关乎双边，更对全球产业链、金融预期、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外溢效应。
把两国关系置于“战略”层面，并采取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意味着双方都在寻求一种不被短期情绪与战术博弈轻易否定的总体安排。会晤通稿中提到“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具体指向就是在战略层面保持沟通，减少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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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稳定”指向的是管控风险、守住底线两大要求，中美保持战略稳定状态，核心不是没有竞争或淡化竞争，而是竞争处于可控状态，不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渲染威胁，建立小院高墙。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一直比较糟糕，中美关系过去磕磕绊绊，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给出了结构性的四点阐释：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套更清晰的衡量标准。
由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具体认知存在矛盾，以至于中美关系总是在“全面竞争”“有限合作”“管控分歧”等表述间摆动。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可谓“跌宕起伏”，从一开始的制造争端，再到缓和口风，释放积极信号，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在心态上的深刻转变，以及美国对中美实力对比的重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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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如何抓住转变的契机，给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一个正式、严谨的名分。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运而生。
新定位将目标明确为“战略稳定”，并用“四个稳定”把目标拆分为可理解、可对照的标准。于是未来外界研判中美关系走向，至少可以从四个现成的角度进行观察，即合作清单是否扩大、竞争边界是否清晰、分歧是否有效管控、危机是否及时降温。
实事求是地说，中美竞争客观存在，但能否避免零和博弈，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双方能否基于全新关系定位，形成敏锐的边界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关键领域建立更稳定的沟通与危机处置安排。
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指出其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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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双边新定位的底线含义非常明确，中美在经贸、人文等领域推进合作的同时，也必须在关键安全议题上有防止误判的自觉，美国之前的“战略模糊”，既不合时宜，也在成为一个突出的风险来源，与战略稳定的需求格格不入。
“和平可期”，是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终极指向，既是对双边关系负责，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对大国博弈的焦虑。
到了中美关系这个层次，两国的政治互动将不局限于双边层面，对国际地缘格局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风向标”。当今世界同时面临地缘冲突、经济复苏乏力、能源与粮食安全压力等多重挑战。中美关系若长期处于高烈度博弈，将显著抬高全球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
于是中美突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强调“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提供战略指引”，意味着双方都希望在政策周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外交框架。
先锚定最关键的部分，等到条件成熟时，再讨论更进一步的可能性。中美都不会满足于新关系定位只是“三年之约”，而是更为长久、可靠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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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平等协商确实是中美间唯一的正确选择，只有如此才能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领导人会晤之后，中美就将召开一系列工作性会议跟进，在部分分歧上达成阶段性安排，以稳定预期，缓解市场焦虑。
中美关系的走向会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布局、跨境投资情绪与大宗商品价格预期。当两国释放稳定信号，市场对极端情境的担忧有望下降，全球经济运转的风险溢价也可能随之回落，最后为中美共同管控热点问题，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沟通创造条件。
说白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果真正落地，将使国际社会更容易预判中美关系走向，不至于一点风吹草动就提心吊胆。
有了定位终究只是开始，中美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才能把口号转化为行动，比如说建立持续沟通机制，扩大利益交集，尤其要美国充分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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